大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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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智库建设要重视培育特色文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智库作为一种正式或准正式的制度安排,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这不仅仅意味着社会更加文明与进步,也不仅仅预示着政府更加开明与理性,而且标志着我们的社会正逐步走向依据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文化导向。培育成熟并富有文化特色与影响力的智库体系,是提升政府科学判断能力、合理决策能力、规避风险能力、前瞻预测能力的制度性保障,也是一个社会对最稀缺并且能够创造资源的资源——智慧和思想的尊重与敬畏,更是提高、展示一个国家软实力,以及这种软实力的国际竞争力的最佳方式与路径选择。

  创新发展离不开独特文化培育

  智库对一个成熟的社会而言是一种文明而健康的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智库被镶嵌在制度环境之中,并作为社会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发挥作用。但是,智库的产生和发展是需要良好的智库文化加以支撑的。因为先有智库文化的培育与养成,才可能会有智库的存在与发展及其作用的显示与发挥。所谓智库文化,是指对智慧与思想以及对智慧与思想的创造者的尊重;法治、民主和宽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培育;包容、友善和富有责任感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形成等。这一切就是智库存在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环境与土壤。由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所决定的有利于各种类型智库存在、发展的社会机制,由这一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对智库的价值认同,就构成了这个社会智库存在、发展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它是智库存在、发展的制度性保障。从根本上说,智库不是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后的必然收获,而是社会观念革命的结果,尤其是政治文明进步的结果。当然,智库也不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奢侈品,因为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智库本身就应该构成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不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需要的“点缀品”。智库不仅能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文明理性,同时也会使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更具归属感与更具信念。更重要的是,智库万万不能成为“运动理想式”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一种“摆设物”,一个仅具指标意义的智库和一个被束之高阁的智库,既是对社会稀缺资源的一种无端浪费,更是我们社会面对文明与进步的深刻悲哀。培育智库文化是政府的职责与责任,同时也体现政府的责任与理性。

  中国是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大国。一方面,作为传统体制的“遗风”,决策的官本位化在相当程度上仍具有较大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所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不仅依然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来自于政府,甚至来自于官员出于个人政绩等因素而出台的政策,对社会的发展更加具有现实影响力。我们并不否认这种决策、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和其中的合理性与正确性,但这样一种产生决策的知识智慧体系,难免会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或多或少缺乏一定的包容性、公允性与客观性。所以,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首要问题应该是智库文化培育的观念革命与制度创新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努力探索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智库模式,学会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源在新型智库建设进程中的独特作用,更好地重视高等院校和专业科研机构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话语权与自主权,让多种类型的组织模式从体制机制上激发新型智库发展的活力、竞争力和创新力,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决策提供多元的而非千篇一律的、客观的而非具有利益偏好的、公正的而非带有功利色彩的思想与智慧。我以为,这是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发展方向。

  鼓励不同类型共同发展

  智库组织模式的多元化,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所有制”属性的智库组织的同时存在,公平竞争,平等发展,而且还包括智库本身构成主体的多元化。如著名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其会员包括私营公司、政府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说知识本身的平等属性要求智库存在、发展的平等性。多种智库组织形式的共存,在有利于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发挥不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同时,还将淡化乃至削除智库建设中的官本位,让真正的民主决策和精英参政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与智慧源泉。不同类型智库同时并存共同发展,才是党管智库、党管人才的真正体现。

  当然,我们并不能完全否定诸如政策研究室这类具有智库属性的纯官方政府机构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因为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的存在既具有历史的承继性,又具有传统体制的必然性,更具有某些客观合理性和实用性。但是,这种具有某些智库属性的政府研究机构,往往更像是一个秘书班子,它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身在其中”让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有时很难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公允;另一方面,研究者身份的局限性,职业人的本位主义属性和使命感,又会在客观上多少限制研究者的视野和思想。于是,可行性背书研究也会在客观上多于怀疑性或批判性思考。这类政府机构还多少具有某些由体制决定的、源于官本位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对其他智库和研究机构也具有事实上的主导权或领导权。尽管这种主导权或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是需要的,但从根本和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智库制度和文化环境的真正形成。因为“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赫拉克利特语)。

  探索资金来源多元化有效途径

  智库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既是保障智库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又是保持思想独立和保证研究质量的关键所在,更是促进智库独立、多元文化环境形成的良性前提。从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这些世界排名前列的著名智库来看,其资金来源基本都是创始人的专项基金、大型基金会、大公司及个人捐助、政府资助、出版物收入和其他一些投资收入。政府资助所占比例只有10%左右。在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美国,智库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对立面,而是美国政府在国家重大战略制定和出台前不可或缺并依靠的思考者、思想家与决策智囊。学者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又使他们摆脱了人身依附,从而更加独立、公允。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智库的经费完全或主要来自政府,既不利于智库在竞争中发展,又会影响研究成果的质量。这就好比拿谁的钱就要为谁办事,为谁说话一样。尚未开始研究,就已确定好立场。而我们的政府需要的不是一味地唱赞歌,而是理性的判断、冷静的思考、科学的论证和客观并具有前瞻性的智慧与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在保证各种类型智库独立自由发展的前提下,根据不同需要向不同智库购买服务,或许远比学者们或研究机构不得不花很多功夫填一大堆表格,趋之若鹜地一味争取政府项目更好一些。我们的学者不应该是为生计奔波而研究,应该是为追求真理而探索。一个社会首先要保证他们的学者能有尊严地去从事研究,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社会真正摆脱浮躁与急功近利的行为。

  知识分子人格与思想应该是独立的,心灵的独立是最根本的独立,因为无人能控制住他人的心灵,先有学者人身的独立,才有可能有思想的独立,因为只有先拥有独立的人格,才可能从事独立的研究。我们的学者既不能无判断地为权力部门服务,也不能被功利驱使而为资本服务。知识分子最好的品德就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有知识的人更要承担社会责任,要成为思想家,成为社会理性而冷静的头脑。由责任感唤起的激情和冷静的思考能力,是一切智慧的开端。而这些离不开智库资金充裕及其来源多元化。

  先进智库文化的培育还有赖于强化国际合作,拓宽国际视野,汲取国外智库先进理念和元素。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德国时强调,在中德两国成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加大政府、政党、议会、智库交往。把智库建设提上了国家外交层面,“智库外交”将会成为我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我以为,习近平主席这一战略理念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我们社会有制度化的、强有力的对知识和知识体系的调动、储备与使用的能力,另一方面还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理念与国际化视野来打造中国的新型智库。人类的智慧是可以分享的,不同国家的发展经验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在实现包容性发展中,智库作为一种软实力,作为一种能带来有形或无形财富的资本,具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力量。

  我们的社会不会由于缺少奇迹而毁灭,但会由于缺乏创造奇迹的思想而枯萎。智库展示的是学者和思想家的智慧,但考验的却是政府的理念、能力与胆识。而作为思想创造者大本营的智库只有在充满创新活力的文化氛围中才能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履行好自己的使命!

 作者:陶一桃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