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育要闻

转型:地方高校将走出"千校一面"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此前,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年度工作会也提出将印发地方高校转型试点的指导意见。地方本科高校为什么要转型?转型的要点和难点在哪里?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和全国人大代表、绍兴文理学院院长叶飞帆。

  两次转型性质完全不同

  记者:现在要引导转型的这些地方本科高校,基本上都是2000年前后由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转型过来的。这次转型和上一次有什么不同?是不是过去转错了呢?

  叶飞帆:对这个问题,我们绍兴文理学院很有体会。这两种转型有不同的维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当年更多的是纵向的转型升格,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今天是一个应用型的转型,可以说是横向的转型。从今天的大环境、大背景来看,向应用型转型可能更加重要,可能是我们下一步提高水平的一个前提。因为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如果不瞄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去办学、去培养人才、去做科研,就很难争取更多的资源来提高水平。

  李和平:我非常赞同叶校长的观点。说是两次转型,实际上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上一轮是层次的一种提升,这一次的提升是内涵的一次变更。层次和内涵不是一个概念,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层次的提升是必须的,也是符合老百姓的需要,符合国家需要的。发展到今天以后,我们在内涵上做一些调整,不再是传统办学模式的简单放大,这也是符合今天发展需要和发展要求的。如果一定说是两次转型的话,它并没有矛盾,它实际都是现实发展的一种需要。

  记者:安徽省在国务院文件出台前就已开始了高校转型的探索,绍兴文理学院地处东部发达地区,你们在转型过程中具体遇到了哪些困难?

  李和平:首先是理念上的问题,传统的办学模式有成功的经验,现在要转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这不是简单一句话就能完成的事。作为一所高校,无论原来是专科学校还是有一定历史的本科学校,它有传统惯性和教育规律。在教育规律、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这三个规律的有机统一上,从理论上破解很难。其次有了这种理念,意识到这类学校应该是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目标,培养应用型人才也不是一句话的事。如果把高校分为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类,学术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有它的规律,过去很多学校都是在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之下做的,转移到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它的目标是什么,怎么设计它的培养过程,应用型的队伍怎么建设等都会成为问题。

  叶飞帆:从学校层面讲,专业调整的难度很大。为什么难度很大?我们国家现在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专业的实体化,某一个特定的专业和某一个特定的教师群体,它们的利益是紧紧绑在一起的。这个时候要调整或者关闭一个专业就很难,因为会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我们的改革首先就要冲破这种利益关联,从制度设计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四个转变”缺一不可

  记者: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上提出,地方高校要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这“四个转变”你会把谁排在第一位?

  李和平:这“四个转变”是四位一体的,缺一不可。安徽省在2008年开始做这件事情时,就发现地方高校与社会之间不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能不能提供?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成果,学校能不能提供?这两者之间是有距离的。我们当时就想,面对整个社会的变化,传统的教育模式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形势下,应该有新的变革,应该有新的改进。首先培养的人才要符合经济社会的需求,其次培养这样的人才要符合人才的培养规律。因此,必须要关注到教学改革,必须关注到学生的就业创业问题。实际上袁部长讲的这几个转变,概括了整个转型的具体内涵。

  叶飞帆:怎么转变办学思路,我们体会实际上还是要对转型的本质要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认识,打消一些顾虑。现在有人说是不是要从本科向专科转型,这就完全偏离了本意了。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转型和提高水平是不矛盾的,两者还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我们地方本科院校,只有优化和提升这些学生资源,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其次,转为应用型绝对不仅仅是指工科专业,很多文科、理科、艺术等专业也可以做成应用型专业。不要一谈到转型,就成了重视工科,其他学科不要发展了。再其次,要正确看待如何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我不主张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我觉得应该是课堂教学和现场教学,并且这两个教学都应该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些问题如果能够澄清,转型可能就会变得更容易些。

  记者:现在很多地方大学都在制订章程,办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让地方大学科学定位?

  李和平:安徽高校界有这么四句话,叫作“科学定位、分类指导、多元发展,特色办学”。这四句话写到了安徽省委、省政府文件里面,作为当时、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的高校发展目标,第一句话就是科学定位。安徽的地方高校里,有2000年左右升格的,也有一些办学历史50年左右的,它们情况不一样。因此推动各类学校合理定位,这是高校转型发展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们推动这种事,就是通过高校章程。我们2008年做的时候还不叫章程,叫学校的总体设计。每所学校都要针对你所在的这个地方、你的学科基础、你的历史积淀、你在全省高等教育布局上的位置,根据全省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人才的需求,来设计未来一段时间内怎么办学,包括办什么学科、办什么专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每所高校都要拿出一个总体规划。

  后来我们省的很多政策,都是按照这个定位来做的。定位做好了以后,才能解决如何办好大学,如何保证教育方针的实现,如何保证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顶层设计之下,我们要推动它的转型,同时也推动现代大学建设。

  叶飞帆:我认为大学章程最后形成一个文本,那只是一个结果。在它的背后是大量的工作,大家统一思想,明确路径,营造环境,最后真正把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它的发展目标搞清楚,所以大学章程对于保障高校转型是非常重要的。

  从更广的角度来讲,这实际上就是完善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防止以往的政府放权“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我们是在为政府的放权做好准备。只有建立一套科学治理体系,才能应对未来的政府放权,才能真正办成一个自我约束、自主发展、自主办学这么一个实体。

  强调特色不是回到单科型

  记者:现在的地方大学,基本上都是师范专科学校转过来的,学科专业比较雷同。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去培育每所高校的办学特色?

  叶飞帆:办学特色这个问题要从不同的阶段来看。过去我们大学大都从现有的资源情况来考虑发展,往往都是贪大求全。这种情况下,政府特别要强调办学特色来加以约束。未来如果真正按照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我觉得特色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容易得到解决。或者说不需要刻意地加以约束,因为市场本身具有多样性,就决定了一个学校办学一定要有特色。所以我觉得形成办学特色,首先要解决一个以市场需求作为驱动,来推动学校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我认为学校一定会朝着有特色的方向发展。一所没有特色的学校,迟早会被市场淘汰。

  李和平:叶校长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记者提的这个问题,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很多新建本科院校是从师范院校转型出来的,这类学校如果都按一个模式转,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

  安徽省的高校绝大部分都有师范院校的底子,实际上在升本以后,在学科专业设置和发展上我们做了很大力度的调整。现在我们师范类毕业生的培养能力,远远超过了省里的需求,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整,还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几年前我们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就引导学校根据地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需求来有针对性地调整他们的结构。省里从宏观政策上支持,比如停办一个专业,停招一个专业,可能会给你奖励;增设需要的专业,可能也会给你奖励。用这种方式引导学校来合理地调整它的学科专业。要说这个学校有特色,首先必须要与它的定位相符合,定位都不合理谈什么特色呢。

  我们安徽省倡导特色办学,这和办学特色还不是一个概念。就是说能够把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的技术人才,包括有创业能力的人才培养出来,我认为这就是特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有自适应的机制,有不断地提升发展的空间,这也是特色。特色不能从传统意义上简单理解,比如这个学校的某一个体育项目特别强,这就叫特色办学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叶飞帆:我再补充一个观点,我们在强化特色、培育特色的时候,首先要全面地理解特色这个含义,比如说特色专业跟这个专业的招生数量并不是正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一个书法学专业,是全国第一个四年制本科专业,很有特色。但是这个专业不可能像其他一些专业一样,几百几百地招生,只能有限度地根据社会需求来。另外不能为了特色而特色,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发展。另外,我们的办学强调特色,也不能完全回到过去的单科型学院的路子,还是应该讲求多学科互相之间的依托和支撑,因为应用型人才往往是复合型人才。

  资源配置要贴近市场需求

  记者:地方高校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方式可能也要随之转变。具体有何建议?

  叶飞帆:从学校层面来说,让各种学科资源的配置更加能够紧贴市场需求。现在专业实体化是一个顾忌,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后面的问题很难开展。我们首先通过学校的顶层设计,重构了全校所有的组织,现在院下面叫基层学术组织。原来一个专业一个实体,或者两三个相近的专业一个实体,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系撤掉,把学科作为主体,全校所有的课程根据学科的分类,不分专业。这样一来,就真正把专业回归到了课程的组合,使学科与专业之间建立起了“多对多”的关系——一个学科支撑若干个专业,一个专业课程来自于若干个学科。如果一个专业关掉了,对于某一个学科来讲可能也就是范围稍微小了一点。这样使得教师利益在实践当中不太受影响,改革就更容易推进了。

  我们打破专业实体化,就是要把学科做实,把专业做活。如果这个专业培养的人才社会不需要,质量再高又有什么用。所以我们先解决一个顶层设计,把专业调整的问题解决掉,使得专业的设计更加能够符合社会的经济发展,然后才是课程体系的改革、教学模式的改进等。

  李和平: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本质,是要把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与经济社会的需求紧密融合起来。只有融合了以后,学校才知道这个专业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要培养这样的人,如果教师不行,怎么改造我们的教师;实验室条件不行,怎么改造实验室;管理跟不上,怎么改造我们的管理。我们跟职业教育还不一样,我们做不到无缝对接,但是要做到有机衔接。

  以安徽省为例,我们推动建立新建本科院校联盟,推动校地、校际、校企联合。比如说旅游管理这个专业,我们政府出面搭一个平台,上面有企业和公司,涉及教育教学方方面面。通过这种方式,以及每年的产业园等项目支持,来推动学校和企业之间有机融合,学校也能找到新的研究方向和培养点。

  记者: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您对搞好地方高校转型的建议是什么?

  李和平:我想说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适者生存”。无论作为政府还是高校,在中国发展到今天的情况下,如果想让这所高校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得转型。

  叶飞帆:我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当中的一句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高校教育资源无论国家宏观层面还是校内的微观层面,都是包括转型在内的各项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准则。

  避免出现新的“千校一面”

  记者:有不少高校对转型很矛盾,也怕别人为了项目资金“假转型”,而不是真正地搞改革。应该如何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李和平:袁贵仁部长对此有个很精彩的讲话,意思是说国家教育部门不能说大家都是智慧的脑袋,但都是有水平的,早期鉴别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有人会浑水摸鱼,今天可能就很难做到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只要过程设计科学,管理得比较到位,“挂羊头卖狗肉”这种现象我觉得难以出现。

  从地方工作来说,我非常希望国家层面有一些政策。不是支持这些学校来改名称,是支持这一批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我认为这也是中央政府的职责。转型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非常希望中央政府能有一定的政策鼓励,告诉他们什么路是正确的,沿着什么样的路走我们国家是支持的。

  叶飞帆:“假转型、真要钱”这种现象一定会有,但是不要把它跟转型挂钩,就是不转型一定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要从学校自我约束、政府监管这方面来考虑。希望高校转型过程中政府能够从各个方面出台一些政策引导和支持,还不完全是资金的问题。这样能够更加有效地加快推进这个转型,让转型做得好的学校在这方面尝到甜头。

  记者:最近有媒体在炒作高校更名这件事。如果没有升格和更名,地方高校会不会就没有了转型的积极性?

  叶飞帆:我认为转型跟升格、更名应该是脱钩的。不能说你转型就可以更名,也不能说因为转型就不让你升格,这是两码事。我们绍兴文理学院多年来都有升格为大学的愿望,这对地方政府来讲也是一个支持教育的重要动力。对大学更名这件事,不应该门槛越来越高,也不应该门越来越小,否则是不公平的。

  李和平:转型不是升格也不是降格,转型就是转型。不管有没有更名、升格的机会,地方高校当下应该怎么样办学,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似乎大学总比学院强。实际上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做什么。教育管理者真有远见的话,一定不要在名字上做文章,一定要在内涵上做文章。

  记者:从上到下来推动地方高校转型,会不会出现新的“千校一面”,如同当年从师专改为学院?

  李和平:国家用统一的模式去引导和评价学校,才会出现“千校一面”的现象。教育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能做到“一校一策”。安徽省在推进地方高校转型时,办学历史比较长的高校有一个联盟,办学历史比较短的高校也有一个联盟,这两个联盟里面分别设置一些高水平大学的建设项目,目的就是避免出现同质化情况。就像我们今天的高校评估,合格评估可以用一把尺子,到了审核评估的时候,应该每个学校有不同的尺子。

  叶飞帆:我的观点是把问题推向市场,只要我们根据市场和社会的需求来办学,这个学校一定不会“千校一面”。现在企业完全市场化了,为什么没有人担心“千企一面”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这里面有一个小问题,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来讲,专业的设置和名称可能跟精英教育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适当放开应用型人才的专业设置,当专业多到一定程度,更不可能出现“千校一面”的现象。(记者 储召生)

  《中国教育报》2015年3月12日第5版